《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以梁著清学史三种为中心的研究》细读梁启超三种关键的清学史著述，澄清梁启超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角色。从细处再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及陈述语境，是一部精心打磨十年的思想小品。 内容提要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在于，他既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又是记述者和阐释者：无论是清末新政、民初宪政等政治大事，还是晚清学术传承等文化思想进程。《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以梁著清学史三种为中心的研究》从梁启超三种关键的清学史著述（即《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第八章《近世之学术》）入手，还原梁氏前后叙述的不同语境，澄清其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角色，将梁氏及谭嗣同、夏曾佑等人的“今文学”言论加以历史的解析，呈现出一个逐渐生成和变化着的过程。

《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以梁著清学史三种为中心的研究》细读梁启超三种关键的清学史著述，澄清梁启超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角色。从细处再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及陈述语境，是一部精心打磨十年的思想小品。 内容提要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在于，他既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又是记述者和阐释者：无论是清末新政、民初宪政等政治大事，还是晚清学术传承等文化思想进程。《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以梁著清学史三种为中心的研究》从梁启超三种关键的清学史著述（即《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第八章《近世之学术》）入手，还原梁氏前后叙述的不同语境，澄清其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角色，将梁氏及谭嗣同、夏曾佑等人的“今文学”言论加以历史的解析，呈现出一个逐渐生成和变化着的过程。

本书通过研析言官思想的载体——奏折，力图揭示言官在历次重大事件中的表现，展现这一群体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影响与作用。以崭新的研究视角，对清末言官群体与朝政关系进行系统考查，就言官制度的发展变化、言官群体对朝政与社会变局的影响加以论述，同时又在传统士大夫与社会转型、晚清监察制度的运行与得失、晚清政派政争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总体看来，这一成果展现了社会变迁如何促动社会精英群体的发展变化，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虚位和不足。

土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要素，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十分广泛。举凡农作、器物、居所、城墙、道路乃至信仰，都会围绕土而展开与变迁。一般所言土地或土壤，只专指能够生长陆地植物，特别是农作物的那部分土而言。由于农作物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所以过去关于土的历史研究多围绕着农作进行，可称之为“以土地为中心”的研究。本书则将视域从“土地”扩展到“土”，选取明清山西作为研究的时空范围，借用环境史这一研究维度，从人们增加粮食产出量的努力、劳动力向土相关行业的转移、窑洞与城墙建筑的华丽变身、对土路固有缺陷的持续治理等物质层面及蜿蜒土龙所支撑的龙脉信仰等精神层面切入，钩沉了一段“以土为中心”而不只是“以土地为中心”的历史实况，揭示了历史时期人土关系的多样性、复杂性与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关历史研究由“土地叙事”向“土叙事”的转变，为之后构建“土历史”的研究范式...(展开全部)

本书第一次对梁启超1894到1911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进行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在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就思想而言，大抵以三十一岁为分水岭。任公早年思想激进，有志革命，所著文字风靡一时，影响清季的革命运动甚大；三十一岁以后思想为之一变，转而推动立宪运动，主张渐进的改革，在安定中求进步。他认为革命之后建设不易，更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于中国百年来革命的历史，梁启超无异一先知。本书叙述并讨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立宪思想，被誉为值得一读再读的著作。

（本书）第一次把任公1894到1911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作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读者不必同意于书中一切的论断，但他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精心结构的著作。 ——萧公权 梁任公在三十一岁之前思想激进，有志革命。著者在当时（写作本书时）也是一个年轻人，十分同情他的想法与做法。后来，任公转变放弃了革命，我感到失望，大大叹息。事隔三十五年，我反过来觉得他的转变是理性的，不再憧憬年轻时的浪漫主义。任公曾说：革命之后建设不易，革命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将近百年革命的结果，他的确是一位先知。 ——张朋园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十一种),民国七十一年六月第三版 萧公权序

本书第一次对梁启超1894到1911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进行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在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就思想而言，大抵以三十一岁为分水岭。任公早年思想激进，有志革命，所著文字风靡一时，影响清季的革命运动甚大；三十一岁以后思想为之一变，转而推动立宪运动，主张渐进的改革，在安定中求进步。他认为革命之后建设不易，更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于中国百年来革命的历史，梁启超无异一先知。本书叙述并讨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立宪思想，被誉为值得一读再读的著作。

（本书）第一次把任公1894到1911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作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读者不必同意于书中一切的论断，但他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精心结构的著作。 ——萧公权 梁任公在三十一岁之前思想激进，有志革命。著者在当时（写作本书时）也是一个年轻人，十分同情他的想法与做法。后来，任公转变放弃了革命，我感到失望，大大叹息。事隔三十五年，我反过来觉得他的转变是理性的，不再憧憬年轻时的浪漫主义。任公曾说：革命之后建设不易，革命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将近百年革命的结果，他的确是一位先知。 ——张朋园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十一种),民国七十一年六月第三版 萧公权序